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的鲜明特征。在这一转换的关键阶段，需要培育新的发展动能。

　　舟山坚持把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实施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六大专项行动，千方百计稳企业、增动能，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稳中有进。

　　但同时，产业结构单一，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经济增长点不多，新旧动能转换不快，也是舟山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问道高质量，增长新动能。

　　培育新动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成为市两会的一个热议话题。

　　特邀嘉宾

漫画　丁页

　　黄  耀  市政协委员、舟山海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鲍红璐  市政协委员、农工党市委会专职副主委

　　王晓华  市政协委员、市交通运输局政策法规处处长

　　胡寒萍  市政协委员、市商务局自由贸易推进服务处处长

　　【报告摘要】

　　突出高质量发展。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以“最多跑一次”为牵引的全面改革，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培育新产业新平台新优势，持续打好高质量发展组合拳，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探索发展飞机租赁业

　　飞机租赁业作为支撑航空业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是航空制造、运输、通用航空及金融业的重要关联产业。大力发展飞机租赁业，能带动上下游金融、保险、航空维修、飞机拆解等产业发展，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黄耀提出，当前浙江自贸试验区面临发展飞机租赁的重大机遇，舟山可以借鉴天津东疆保税港区（以下称“东疆”）飞机租赁模式，探索发展飞机租赁业，以高质量的项目来支撑高质量的发展。

　　东疆飞机租赁从2009年开始起步，2011年，国务院批准东疆为我国飞机租赁创新试点区。目前，在东疆累计交付飞机1200多架，飞机资产总额达600亿美元，我国约80%的大飞机、90%的公务机的租赁业务在东疆完成，东疆已成为国内第一、世界第二的航空租赁产业集聚地。

　　通过在天津挂职期间对当地飞机租赁产业的学习和考察，黄耀认为，天津飞机租赁发展迅猛主要得益于税收优惠、高效便利的海关监管、量身打造的政策保障、全程配套的“保姆式”服务。

　　舟山发展飞机租赁也有其优势。“我们有波音大飞机项目为依托，波音项目主要交付波音737系列机型，该系列飞机是民航业的主流机型，意味着开展飞机租赁的市场非常广阔，几乎所有的航空公司都是潜在客户。去年12月，我省首单飞机保税租赁业务落地自贸试验区，飞机租赁舟山模式已经形成。我们还有2000平方公里的报告空域，这在整个华东地区首屈一指，对后续依托波音项目发展无人机制造、飞行训练和培训、航空实验和制造、航空航天科研教学、飞机维修、客改货等航空上下游产业具有极大帮助。”黄耀说。

　　黄耀建议，舟山要借鉴东疆飞机租赁模式，迎难而上争取政策突破。他说：“过去10年，国家针对东疆飞机租赁先行先试出台了一系列特殊支持政策，推出保税租赁、出口租赁、联合租赁等40余种交易模式，使东疆成为航空金融政策高地和飞机租赁业务集聚地，我们要在相关政策方面进行复制甚至取得更大的突破。”

　　他还提出，要搭建政府综合服务咨询平台，培育和完善中介代理、咨询机构，系统提高服务代理水平，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和支持。要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加强租赁产业研究，形成政府专业服务团队，积极开展专业培训，鼓励在舟高校开设专业课程，培养专业人才。要深入谋划，提前布局大飞机上下游产业。舟山还可与东疆开展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打造数字经济新高地

　　数字经济从计算机、网络、通信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革命中孕育而生，已成为当前实体经济中最具活力、最具创新力的经济形态。 2017年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来抓，建设数字浙江。

　　鲍红璐表示，在数字经济迅速崛起、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舟山要积极抢占发展新机遇打造数字经济新高地。

　　“舟山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鲍红璐说，舟山有国家战略优势，舟山是全国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更是中国唯一一个由陆地和海洋锚地组成的国家级自贸试验区，多重国家战略叠加为发展数字经济拓展了良好的顶层资源，而舟山的区位优势，为数字经济的全球化合作提供了便捷性和可能性；舟山数字经济发展起点高，2018年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智慧海洋”工程建设方案》，同年5月，浙江省出台《推进“智慧海洋”工程建设方案》，助力舟山拓展“海洋渔业”“海洋旅游”“智慧物流服务”等应用体系以及培育壮大以海洋电子产业为核心的“智慧海洋”产业体系。

　　鲍红璐建议，舟山应精准定位，实现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新兴业态。

　　要对接船舶海工、机械制造、水产加工等我市传统支柱产业，实施智能化改造工程，将工业机器人应用和自动化生产线改造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切入点，提升制造业机器人密度。加快智能制造单元、智能生产线、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等为主要内容的“数字工厂”建设，培育数字经济本地龙头骨干企业，实现制造业向工业4.0转型升级。

　　同时，以“智慧海洋”工程建设为契机，大力培育发展以海洋大数据产业为代表的新业态，并依托国家远洋渔业基地、国家级综保区、宁波舟山港、绿色石化项目、朱家尖航空产业园等平台，发展数字渔业、数字物流、数字石化、数字航空等，加快引入国内独角兽企业在舟落地或设立分支机构、研发中心、试验基地、制造生产线等，形成具有相当规模、技术和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她还说，舟山要夯实基础，推动互联网设施平台建设。舟山要以5G为切入口，加快实施基础电信设施提升工程，打造全省乃至全国5G网络试点。鼓励浙大海洋学院、浙海大以及相关研究机构开展芯片、模组及设备研发。探索建立以基础电信企业、制造业企业和相关科研机构为成员的区域产业联盟，集中提供技术、测试、生产等“产学研”公共服务。

　　舟山还要建立健全创业创新人才引育体系，实现人才梯队的良性成长。加大基础信息人才引育工作，鼓励本地高校努力培育本地区的自有人才，鼓励企业扩大人才招引途径，解决企业转型的基础人才匮乏问题。要提升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引育平台能力，把数字经济高层次人才纳入全市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库，为我市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建设海洋清洁能源战略基地

　　中共十九大把发展清洁能源上升到能源结构改善、安全保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高度。目前，我省正在积极创建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

　　清洁能源替代传统能源的能源革命正悄然上演。

　　王晓华代表九三学社舟山市委会表示，当前世界能源体系加速变革，太阳能、风能、海洋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进入加速期，舟山应顺势而为，构建国家能源战略新高地，建设海洋清洁能源战略基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舟山具有丰富的风能、潮流能、波浪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资源，海上风电规划规模占全省47.9%，集中了54％的全省潮流能资源，海域面积占全省94%，藻类植物多样，生物质能前景广阔。

　　同时，我市周边区域电力需求强劲，长三角城市群新增能源需求占全国近1/4，这为舟山发展清洁能源战略基地提供较大市场。

　　对此，她建议，舟山要以支撑长三角一体化重要的国家级清洁能源战略基地为定位，先期争取海洋清洁能源示范基地，再逐步提升为战略基地。

　　“现有技术水平下，海洋清洁能源发展的成本偏高，与传统石化能源产品相比，缺乏竞争优势。”她说，舟山应推行政策性补贴，建立风险基金制度与弹性亏损补贴机制，对清洁能源企业给予一定扶持。

　　舟山发展海洋清洁能源还存在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她建议舟山加大能源基础设施投入，确保电网、管网等配套建设与清洁能源发展相适应，提升能源类资源的航运、区域配置能力，推进能源利用的数字化升级。

　　她还提出，舟山要深化合作交流，加强与上海、杭州、宁波等地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开发、合作和利用，加强与发达国家能源科技合作，把引进国外资金和引进能源先进技术结合起来，探索建立清洁能源重点科技领域国际合作研发机构，构筑更加开放的清洁能源利用格局。

　　■进一步梳理导入产业资源

　　“浙江自贸试验区设立近两年来，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全力攻坚，围绕国务院改革试点任务，推动自贸区各项改革任务创新和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胡寒萍表示，在全国自贸区建设中，浙江自贸试验区独具特色、彰显优势。

　　就进一步建设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胡寒萍说，新加坡、迪拜是国际上最典型、最成功的自由港，浙江自贸试验区可借鉴其发展模式与成功经验，在进一步梳理导入产业资源上下功夫。

　　据胡寒萍介绍，新加坡裕廊工业园重点聚焦油品的中下游产业链，将相关制造业朝着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方向转化，并由新加坡国家经济发展局直接进行顶层设计、统筹谋划和全周期管理，根据园区的发展需要及时进行产业延伸和管理机构的同步调整，逐步弱化政府主导色彩，以市场化运营提高国际竞争力。

　　迪拜酋长国首任酋长对迪拜经济发展路径有明确的设计，即从贸易、物流到旅游、金融，形成产业迭代升级，也是根据产业设立具有不同政策的自由区，而且为了给自由区在政策上松绑，明确了离岸法区概念，即在自由区内的经济活动，可以与阿联酋国内规则不同，有自己独立的民法、商法。

　　她说，浙江自贸试验区虽然明确了主要任务是推进油气全产业链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除在船用燃料油加注经营领域给了比较大的探索空间外，在油气全产业领域原油进口、成品油出口、批发、大宗商品交易等环节尚没有给予与定位相适应的政策探索空间，顶层设计没有充分导入产业资源。

　　对此，胡寒萍建议进一步争取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商务部等的政策支持，将油气相关的改革创新探索任务在浙江自贸试验区落地，取得相应试点资格。同时，加强与省发改委、省能源局和省商务厅等业务交流融合，将改革的创新性和业务管理的专业性相结合，减少协调沟通成本。

　　此外，浙江自贸试验区有必要进行管理体制的重新设计，扩大管理权限、减少管理层级，并根据法律对区内的商业行为进行充分授权，激发管理机构的效率与市场的活力。